参考来源：《元史》《新元史》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《史集》等史料，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，请理性阅读
至元三十一年（公元1294年）正月二十二日，大都皇宫内一片肃静。
八十岁的元世祖忽必烈在经历了漫长的病痛折磨后，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。
这位开创了元朝江山的蒙古大汗，躺在病榻上时依然眼神深邃，仿佛在思索着什么重大的问题。
床边守候的几位重臣神色凝重，他们心里都明白，一个关乎整个帝国命运的时刻即将到来。
忽必烈的一生波澜壮阔，他从蒙古草原走出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广阔的王朝。
作为成吉思汗的孙子，拖雷的第四子，忽必烈不仅继承了祖父的军事天赋，更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。
他汉化改制，定都大都，将游牧民族的野性与农耕文明的智慧完美融合，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多元化帝国。
从中统元年（1260年）即位，到至元十六年（1279年）完全统一中国，忽必烈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完成了祖父成吉思汗未竟的事业。
这位蒙古大汗一生子嗣繁多，据史料记载共有十一个儿子。按照常理，皇位应该在这些儿子中选择继承人。
蒙古传统虽有幼子守产的习俗，但忽必烈深受汉文化影响，对嫡长子继承制也有所认同。然而，历史的发展却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转折。
【一】十子环绕的皇家血脉
忽必烈的子嗣确实称得上"儿孙满堂"。
根据《新元史》记载，忽必烈一共有十一个儿子，另有史料称是十个或十二个，但无论如何计算，这个数字在古代帝王中都相当可观。
这些儿子分别是：长子朵儿只（早卒）、次子真金、三子忙哥剌、四子那木罕、五子忽哥赤、六子爱牙赤、七子奥都赤、八子阔阔出、九子脱欢、十子忽都鲁帖木儿，还有十一子铁蔑赤。
其中，与正妻察必皇后所生的嫡子有四人：朵儿只、真金、忙哥剌、那木罕。
察必皇后来自弘吉剌部，是济宁忠武王按陈之女。
在忽必烈还在藩邸时，就与察必完婚，当时她是第二正妻，深得忽必烈的喜爱。
从那时起，她就尽心尽力辅佐忽必烈。
按照蒙古帝国传统，忽必烈有四位正妻，分别称为第一皇后、第二皇后、第三皇后、第四皇后。
通常，只有第一皇后所生之子才有继承皇位的权利。
忽必烈在藩邸时的正妃是帖古倫，姓弘吉剌氏，但没有生育就去世了，因此忽必烈继承汗位后册封的第一皇后是察必。
第二皇后南必生铁蔑赤，亦早卒。
其他诸子还有忽哥赤、爱牙赤、奥都赤、阔阔出、脱欢、忽都鲁帖木儿，这些都是其他妃嫔所生。
忽必烈对这些儿子的教育十分上心。
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忽必烈，挑选汉人儒士姚枢、窦默、李德辉、王恂等为诸子的老师或伴读，让他们从小就接受儒家教育，懂得做人的道理和治国之道。
其中真金深深为儒家思想所折服。
年轻时身在和林的忽必烈就胸怀大志，他渴求更多的知识，并寻找可以为自己答疑解惑的能人智士。
为此，他开始征召一些名儒，询以治道。
1242年，忽必烈听说了儒士趙璧的大名后，就将他請至和林。
当时儒士去漠北的人並不多。见面后，忽必烈直呼"秀才"而不喊其名字，以示尊重，还赐给他三个仆从。
最初，忽必烈的继承人选择很明确，那就是他的次子、事实上的长子真金。
真金生于南宋淳祐三年（1243年），从小就受到忽必烈的精心培养。
忽必烈曾召中原的海云禅师入漠北，询问佛法大意，此时察必皇后生了儿子，忽必烈请海云为其摩顶命名，海云以世间万物真金最贵，故取汉名真金。
中统元年（1260年）忽必烈即位后，封真金为燕王，领中书省事。
至元十年（1273年），三十岁的真金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。
忽必烈派遣伯颜持节授玉册金宝，举行册封仪式，册文写道："惟尔皇太子真金，仰惟太祖皇帝遗训，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者，豫选定之。"
真金担任皇太子期间，表现相当出色。
他深受汉文化熏陶，是朝中汉法派的重要领袖，与理财派的阿合马形成了鲜明对立。
真金主张采用儒家治国理念，重视农业生产，关心民生疾苦，这些政治理念都得到了汉族士大夫的广泛支持。
忽必烈一直教育子孙要有仁恕之心，不能侵扰百姓。
一次，他的第五子忽哥赤从自己封地的一个村庄额外多拿了一些野禽，忽必烈得知后，下令打了他七十棍以示警戒。为免子孙安于享乐，忽必烈还根据他们的能力，派他们到各处的军队中历练。
为了培养真金的治国能力，忽必烈特意安排他参与各种政务。
真金少年时代，忽必烈受蒙哥汗之命，总领漠南汉地事务，开幕金莲川，搜罗了一大批汉人儒士。
忽必烈把真金的教育交给姚枢，并命勋臣后代土木各儿等为伴读。
姚枢等对真金"日以三纲五常、先哲格言熏陶德性"，并以《孝经》作为启蒙课本教授真金。
【二】真金太子的政治历程
至元七年（1270年）秋，真金受命巡抚漠北的称海，在此期间，曾与诸王札剌忽及从官伯颜等论立身处世之道。
真金说过："父汗有训诫，不要有傲慢自大之心。只要怀有傲慢自大之心，就会坏事。我看孔子的话，就和父汗的话意思吻合。"
这表明了真金对儒家经典训条的认识水平及其思维方法。
至元十一年（1274年），真金奉命赴临洮护送前任帝师八思巴返回吐蕃，到至元十三年（1276年）方才抵达八思巴所在的萨迦。
真金在藏区滞留两年，其间他在至元十四年（1277年）担任施主，于后藏的曲弥仁莫举行盛大法会，由八思巴向七万多名喇嘛供饭食及一钱黄金，每三名喇嘛发一套袈裟，并现场讲经，参与者加上民众共有十万之多。
至元十六年（1279年）初，完成护送八思巴进藏任务的真金回到大都。
当时，忽必烈对汉法的兴趣日益减少，转而重用回回人阿合马理财，再加上刘秉忠、史天泽、赵璧等汉人重臣相继去世，汉臣地位降低，无力抗衡，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返回大都的真金身上。
他们串通了道士李居寿，在奉旨斋蘸之后李居寿对忽必烈说："皇太子春秋鼎盛，宜预国政。"
同时董文忠也从旁劝谏让太子理政，忽必烈自然顺从其说，从此真金开始参决朝政，凡是中书省、枢密院、御史台及百司之事，都先上报真金后再奏闻忽必烈。
真金上台后就作为汉法派的领袖，与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派形成尖锐对立。
在空闲时间，真金常与诸王近臣讲经论典，如《资治通鉴》、《贞观政要》及王恂、许衡所讲述的辽金两朝帝王处理国事要略以及《武经》等书，他能从只言片语中有所体会，让闻者无不肃然起敬。
至元十九年（1282年）三月，发生了阿合马被汉人王著、高和尚刺杀的事件，当时真金虽然与忽必烈一同在上都，却被认为与这起事件有关系。
事后忽必烈震怒，将王著、高和尚和留守大都的中书省平章政事兼枢密副使张易通通处死，在真金的支持与疏通下，忽必烈同意将张易之罪改为"应变不审"，免于传首四方。
阿合马死后，真金荐举支持汉法的和礼霍孙出任右丞相，并对他说："阿合马被杀之后，你做了中书右丞相，如果真有便国利民的事，不要害怕改变，大胆去做，如果有人阻挠，我力挺你。"
又大量起用汉臣以为后盾，比如中书省以何玮为参议，徐琰为左司郎中。
两人觐见真金，真金谆谆告诫说："你们学的孔子之道，现在能够派上用场了。应当竭尽你们平生所学，大力推行。"
又征召潞州的杨仁风、东平的马绍，并任用杨恭懿到中书省议事，命卫辉总管董文用练达官政，与杨恭懿同调入中书省中。
在真金的大力支持下，至元十九年（1282年）四月到至元二十一年（1284年）十月约两年半的时间里，和礼霍孙主要完成了几项重大任务：查处阿合马的罪行，籍没阿合马家财；起用旧臣；改善吏治。
然而，真金实际上并无左右朝政的权力，大权始终掌握在精明专断的其父手中。
【三】皇太子的悲剧结局
至元二十二年（1285年），命运发生了转折。
有御史奏请忽必烈禅让给真金，阿合马余党塔即古等人得悉此事后便借理算为名封存御史台奏章，把此事上报给忽必烈，结果忽必烈大怒。
这份奏章的内容大致是建议忽必烈效仿古代圣王，将皇位禅让给贤能的太子真金。
在御史看来，这是对太子的拥护表现，也是对忽必烈圣德的称颂。但在阿合马余党眼中，这却成了可以攻击真金的武器。
塔即古等人将此事上报时，特意强调这是太子党羽的谋逆行为，暗示真金有夺权的野心。
忽必烈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怒，虽然他并没有真的怀疑真金，但这件事还是让父子关系蒙上了阴影。
真金得知此事后，深怕父亲会猜忌自己，忧惧不安，积忧成疾。
他深知父亲的性格，也明白这种禅让建议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多么敏感。
真金担心父亲会误解自己的真实想法，这种心理压力让他日夜不安。
真金的身体本就不算强壮，长期的政务操劳已经让他感到疲惫。
加上这次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，真金的精神状态急剧恶化。
他开始失眠，食欲不振，整个人变得憔悴不堪。
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（1286年1月5日），真金因病去世，年仅四十三岁。
忽必烈得知真金去世的消息后，悲痛欲绝。他深知这个儿子的才能和品德，也明白自己失去了一个最优秀的继承人。
忽必烈很伤心，于次年正月初一停止朝贺，为其上谥号为"明孝太子"。
这在元朝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，皇帝因为儿子的去世而停止新年朝贺，足见忽必烈对真金的重视和哀痛。
真金的去世，对忽必烈打击极大。
这不仅是失去了一个优秀的继承人，更是失去了一个深爱的儿子。
忽必烈为此悔恨不已，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决定，也开始重新考虑继承人的问题。
【四】诸子的不同境遇
三子忙哥剌在忽必烈诸子中地位相当特殊。
至元九年（1272年）他被封为安西王，次年真金被立为太子后，忙哥剌又被晋封为秦王。
他不仅拥有螭纽金印，后来还被赐予兽纽金印，成为元朝极其罕见的身绾两印、两府并开的亲王。
忙哥剌的封地在长安和六盘山一带，这些地方都是战略要地。
长安是历代古都，六盘山一直都是铁木真和蒙哥的行宫，蒙军南下的西线枢纽重地。
忽必烈还特别批准他在两地大治宫室，冬天住这里夏天住那里，犹如帝国的大都和上都，俨然就是国中之国的待遇。
由于统辖地区广大，忽必烈还特批安西王设置规格高于王傅府的王相府，先后以商挺、李德辉、赵炳、汪良臣出任王相，这些王相不但兼领地方官，还有王相印，其他王傅都没有印啊。
忙哥剌被封为秦王后，又别赐兽纽金印，成为元帝国极罕见的身绾二金印、两府并开的亲王。
在至元前期，诸王宗亲的尊贵度除了太子真金，就是安西王忙哥剌。
从这些安排来看，忽必烈对忙哥剌确实很看重。
忙哥剌却一直没有被封，直到至元九年才封安西王，逾一年就晋封秦王，成为除太子之外最风光的王子，从此处可以窥测忽必烈也许在真金和忙哥剌之间摇摆不定过。
不过，忙哥剌的命运并不好。
至元十六年（1279年）秋，他就因病去世了。
忙哥剌的早逝，让忽必烈又失去了一个潜在的继承人选择。忙哥剌死后，诸王尊卑除了太子，就是北安王那木罕了。
四子那木罕是真金的同母弟弟，被册封为北安王，负责镇守北方。
那木罕也算是有一定军事才能的，曾经讨伐过叛乱的察合台汗国。但是，那木罕有一个致命的缺陷——他曾经在对外作战中吃过败仗。
就因为这块人生污点，那木罕就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了。
对于以军功立身的蒙古贵族来说，战败是一个极大的污点。
从此以后，那木罕就被排除在继承人候选名单之外，一直在漠北待到死也没有再回过京师。
至元二十九年（1292年），那木罕去世，没有留下子嗣，几年后被追尊谥号为归定王。
至于其他几个儿子，要么是庶出身份有限，要么是年纪太小，要么是能力不足，都不具备继承大统的条件。
比如五子忽哥赤被封为云南王，镇守云南，六子爱牙赤、七子奥都赤、八子阔阔出等人都有自己的封地和职责，但都不是合适的继承人选择。
这样一来，忽必烈就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：虽然儿子很多，但真正合适的继承人却寥寥无几。这种情况下，他把目光投向了下一代——真金的儿子们。
真金一共有三个儿子：长子甘麻剌、次子答剌麻八剌、三子铁穆耳。真金去世后，这三个人就成了忽必烈重点考虑的继承人候选。
按照传统的长幼顺序，长子甘麻剌应该是最有希望的。
甘麻剌在真金去世后被封为晋王，地位在诸王中相当显赫。甘麻剌虽然也是阔阔真所生，但自幼被忽必烈夫妇抚养，跟生母关系不那么亲密。
甘麻剌曾经参与对窝阔台汗国的作战，但成绩并不出色，甚至还吃过败仗。
而且甘麻剌患有严重的口吃，这在需要频繁发表讲话、下达命令的皇帝职位上，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障碍。
次子答剌麻八剌的情况更加复杂。虽然他深受忽必烈的喜爱，但答剌麻八剌疑似是个失语者，根本无法正常表达。
这样的生理缺陷，让他完全失去了继承皇位的可能性。
而且，答剌麻八剌在至元三十年（1293年）就去世了，比忽必烈还早死一年。
这样一来，三子铁穆耳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。
铁穆耳生于至元二年（1265年），母亲是来自弘吉剌部的阔阔真。他从小就跟随母亲生活，深受母亲的宠爱，也因此与忽必烈夫妇的关系很亲密。
由于其父真金非常崇尚儒学，铁穆耳自幼便学习儒家经典，他由母亲阔阔真抚养长大，并且深受母亲的宠爱。
而铁穆耳作为幼子，又由阔阔真一手抚养，自然更受阔阔真宠爱。
至元二十四年（1287年），铁穆耳奉命讨伐叛乱的东路宗王哈丹，成功平定了叛乱，初步展现了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。
这次军事行动让忽必烈对铁穆耳刮目相看，也为他后来的继承地位奠定了基础。
至元三十年（1293年），忽必烈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：将皇太子宝授予铁穆耳，并派他到漠北镇守哈剌和林，掌管北方防务。
这个安排有着深刻的用意，一方面可以让铁穆耳积累更多的军事经验和政治资历，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他与北方的精锐军队建立密切关系。
忽必烈还特别派遣了开国四杰之一博尔术的孙子、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作为铁穆耳的助手。
在玉昔帖木儿请求之下，忽必烈将原来属于真金的印玺皇太子宝授给铁穆耳。
此外，在忽必烈的督促下，铁穆耳戒了酒。铁穆耳在东北与和林的经历，使他与精锐的北方驻军结下了特殊关系。
至元三十一年（1294年）正月，忽必烈的病情急剧恶化。
这位八十岁的老皇帝自从失去察必皇后和真金太子后，就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。
1281年，忽必烈深爱的察必皇后去世。
她不仅几乎陪伴他一生，为他生下四个儿子，而且是他的贤内助，在关键时候助他一臂之力。察必皇后的去世让忽必烈黯然神伤。
酗酒、暴饮暴食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，痛风、肥胖等疾病不断折磨着他。
因为这些失败和悲剧，忽必烈大受刺激，于是开始酗酒并且暴饮暴食，从此他的体重迅速增加越来越胖，从而患病。
在忽必烈身边侍候的，只有不忽木、伯颜、月鲁那颜等几位心腹重臣，而那些倾向于支持甘麻剌的大臣却被排除在外。
这种安排绝不是偶然的，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。看来是为了铁穆耳平稳过渡登基做准备，而偏向于甘麻剌的丞相被排除在外。
远在漠北哈剌和林的铁穆耳，在得到忽必烈病重的消息后，玉昔帖木儿立即快马加鞭赶回大都。
他要为铁穆耳做两件关键的事情：第一，请回两年前受奸臣构陷、赋闲在家的开国元勋伯颜，让他总领朝政；第二，确保铁穆耳能够顺利继承皇位。
伯颜这个人在元朝历史上地位极其重要，他跟随忽必烈征战三十余年，南下灭宋、北上平叛，出镇和林，战功和威望在当朝数一数二。
玉昔帖木儿先请回两年前受奸臣构陷、赋闲在家的开国元勋伯颜，让伯颜总领朝政。
正月二十二日，忽必烈终于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。
消息传出后，整个大都陷入了紧张的气氛中。
虽然忽必烈生前已经将太子宝授予了铁穆耳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能够顺利继承皇位。按照蒙古传统，新的大汗必须经过库里台大会的推举才能正式即位。
甘麻剌迅速从自己的封地赶到大都，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库里台大会上争夺皇位。
作为真金的长子，甘麻剌认为自己有着不可动摇的继承权。
在蒙古传统观念较重的贵族中，不少人认为长子继承更符合传统。而且甘麻剌作为晋王，在朝中也有自己的势力基础。
四月，在上都召开的库里台大会上，一场关乎帝国命运的较量即将展开。
支持铁穆耳的一方，有着明显的优势：重臣的支持，伯颜、玉昔帖木儿等开国功臣都站在铁穆耳一边；军事力量的掌控，铁穆耳在漠北的经历让他与精锐的北方军队建立了特殊关系；母亲阔阔真的全力支持。
更重要的是，玉昔帖木儿手中握有一个关键的证据，决定了铁穆耳能否继承皇位。
这个关键证据就是忽必烈原本属于真金的太子印玺。
他声称这是忽必烈传位给铁穆耳的凭证，虽然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存在争议，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却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经过激烈的争论和权衡，库里台大会最终做出了决定：铁穆耳继承皇位，是为元成宗。
新皇帝即位，各个王公朝臣都来觐见。
铁穆耳没有玉玺，这可难不倒他的母亲阔阔真，她早就准备好了，让大臣崔彧敬献玉玺。
铁穆耳装作不识字，拿着玉玺让朝觐的大臣们看，人们惊呼"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"，玉玺由阔阔真授予铁穆耳，正式完成了即位交接。
【五】军事实力的博弈
铁穆耳能够在与甘麻剌的竞争中胜出，军事实力的对比起了决定性作用。
铁穆耳在镇守漠北期间，不仅平定了哈丹叛乱，还与当地的蒙古军队建立了深厚的关系。
这些军队是元朝的精锐力量，他们的支持对于皇位继承来说至关重要。
至元二十四年（1287年），东路宗王爆发乃颜之乱，在那段时期，铁穆耳曾奉忽必烈之命攻打叛军，他顺利完成祖父交予的任务，叛将哈丹也兵败身亡。
这次军事行动不仅展现了铁穆耳的军事才能，更重要的是让他在军中建立了威望。
乃颜之乱是元朝建立后面临的一次重大内部危机。
乃颜是东路诸王的首领，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。他起兵反叛，企图推翻忽必烈的统治。这场叛乱来势汹汹，一度威胁到元朝的根基。
忽必烈派遣铁穆耳前往平叛，实际上是对这个孙子的一次重大考验。
当时铁穆耳还很年轻，军事经验有限，但他却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指挥才能。他不仅成功击败了叛军，还俘获了叛乱的主要头目，为元朝的稳定立下了大功。
这次胜利让铁穆耳在军中名声大振，许多将领开始对这个年轻的皇孙刮目相看。
在蒙古传统中，军功是衡量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，铁穆耳的这次表现为他后来的继承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相比之下，甘麻剌虽然也有军队，但主要是在与窝阔台汗国的作战中表现平平，缺乏足以服众的军功。
在以军功为立身之本的蒙古贵族看来，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。
甘麻剌才能平平，且在与窝阔台汗国交战时吃过败仗，对以军功为立身之本的蒙古贵族来说这是大忌。
马可·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曾经提到，铁穆耳"生性善良，智勇双全，曾在几次大战中表现了自己的勇敢"。
这位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在元朝宫廷生活了多年，对皇室成员有着近距离的观察，他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铁穆耳的真实能力。
铁穆耳抚军漠北不到一年，忽必烈重病的消息传到和林，玉昔帖木儿快马加鞭回到大都，替铁穆耳做了两件事。
他先请回两年前受奸臣构陷、赋闲在家的开国元勋伯颜，让伯颜总领朝政。
伯颜跟随世祖征战三十余年，南下灭宋、北上平叛，出镇和林，其战功和威望在当朝数一数二。
有了伯颜的支持，任何反对铁穆耳继位的势力都很难成气候。
而且，这些重臣都是实用主义者，他们更看重的是谁能够更好地维护元朝的统治，而不是简单的血统和名义。
铁穆耳在这次争斗中表现出了相当的政治智慧。
他没有急于回到大都争夺，而是稳稳地掌控着北方军队，让玉昔帖木儿在大都为他打点一切。这种分工合作的策略，比甘麻剌的单打独斗要高明得多。
铁穆耳即位时期，主要的军队已经掌握了大部分，朝廷重臣拥护，主要的潜在帝位争夺者已经提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，翻不起大的浪花。
因此能平稳过渡。
【六】重臣集团的抉择
在这场皇位争夺中，重臣集团的态度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伯颜、玉昔帖木儿这些开国功臣的支持，为铁穆耳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基础。
这些人在蒙古贵族中威望极高，他们的态度往往能够左右其他人的选择。
玉昔帖木儿是开国四杰之一博尔术的孙子，在蒙古贵族中地位特殊。
博尔术是成吉思汗最信任的将领之一，被誉为"四杰"，他的后代在蒙古贵族中享有崇高的地位。
玉昔帖木儿继承了祖父的声望，在朝中影响力很大。
他不仅是铁穆耳的助手，更是忽必烈的心腹重臣。
在忽必烈生前，玉昔帖木儿就一直负责辅佐铁穆耳，对铁穆耳的能力和品格有着深入的了解。
他选择支持铁穆耳，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铁穆耳真实能力的认可。
伯颜的支持更是至关重要。
这位开国元勋虽然曾经受到奸臣构陷，但忽必烈临终前让他重新出山，总领朝政。
伯颜的军事能力和政治威望在当时无人能敌，有了他的支持，铁穆耳的继承地位就基本稳固了。
伯颜这个人在元朝历史上地位极其特殊。
他是忽必烈统一中国战争中的主要指挥官，南下灭宋的战争几乎都是在他的指挥下进行的。
1276年，正是伯颜率军攻破临安，俘获宋恭帝，标志着南宋王朝的彻底灭亡。
除了军事才能，伯颜在政治上也展现出了卓越的智慧。
他深谙蒙古政治的复杂性，知道如何在各种势力之间保持平衡。他选择支持铁穆耳，不仅是基于个人感情，更是基于对元朝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。
除了这两位重要人物，铁穆耳还得到了其他一些重臣的支持。
这些人都曾经在忽必烈的统治下担任重要职务，对于元朝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有着深刻的理解。他们选择支持铁穆耳，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铁穆耳能力的认可。
月鲁那颜是另一位重要的支持者，他在忽必烈病重期间一直守候在侧，是忽必烈最信任的重臣之一。
不忽木也是朝中的重要人物，他们的支持为铁穆耳提供了额外的政治保障。
相比之下，甘麻剌虽然有着长子的名义优势，但在实际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对比上都处于下风。
更致命的是，甘麻剌缺乏重大的军事功绩，这在崇尚武功的蒙古贵族中是一个很大的缺陷。
在库里台大会上，重臣们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其他贵族的选择。
当伯颜明确表示支持铁穆耳时，很多原本摇摆不定的贵族也开始倒向铁穆耳一边。这种连锁反应最终决定了皇位争夺的结果。
这些重臣的选择并非盲目的，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，深知皇位继承对于帝国稳定的重要性。
他们选择铁穆耳，是基于对铁穆耳能力的综合评估，也是对元朝未来发展的理性考量。
【七】母族势力的较量
在这场皇位争夺中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，那就是母族力量的影响。
铁穆耳和甘麻剌虽然是同母兄弟，但两人从小的成长环境却截然不同，这种差别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
阔阔真来自弘吉剌部，这个部族在蒙古历史上地位特殊。
弘吉剌部是蒙古"四大部族"之一，世代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，在政治上有着重要影响力。从成吉思汗的妻子孛儿帖开始，弘吉剌部就与黄金家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
阔阔真不仅是真金的妻子，更是忽必烈夫妇的宠爱儿媳。
她的母亲家族在蒙古政治中有着深厚的根基，这为她在宫廷中的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。
忽必烈和察必皇后都非常喜欢这个儿媳妇，这种喜爱也延伸到了对她所生儿子的态度上。
甘麻剌从小被忽必烈夫妇抚养，与生母阔阔真的关系比较疏远；而铁穆耳作为幼子，一直由阔阔真亲自带大，自然更受母亲的宠爱。
这种差别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
阔阔真毫不犹豫地选择支持铁穆耳。
这种成长环境的差异，不仅影响了母子关系，也影响了两个孩子的性格和能力发展。
甘麻剌在忽必烈夫妇身边长大，虽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但缺乏与母族的密切联系；而铁穆耳在母亲身边长大，不仅得到了母爱，也通过母亲了解了弘吉剌部的文化传统。
阔阔真深得忽必烈和察必这对老夫妻的喜爱，公公婆婆疼儿媳妇，便会爱屋及乌对儿媳妇所喜爱的孩子也另眼看待。
甘麻剌虽然也是阔阔真所生，但自幼被忽必烈夫妇抚养，和母亲感情比较淡漠，远不如铁穆耳。
阔阔真对铁穆耳的偏袒，自然会对忽必烈产生影响。
更重要的是，阔阔真利用自己在宫中的影响力，为铁穆耳争取到了更多的支持。
她早就为铁穆耳准备好了传国玉玺，这个细节虽然看似微小，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却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传国玉玺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，代表着皇权的合法性。
阔阔真能够提前准备好玉玺，说明她对政治形势有着敏锐的判断，也说明她为了支持铁穆耳做了充分的准备。
弘吉剌部的其他成员也大多支持铁穆耳。
作为蒙古贵族中的重要力量，弘吉剌部的态度对于其他部族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。
当他们明确支持铁穆耳时，很多与弘吉剌部有联系的贵族也开始倒向铁穆耳一边。
这种母族力量的影响，在蒙古的政治传统中是很常见的。
蒙古社会虽然是父系社会，但母族的影响力同样不可小觑。在皇位继承这样的重大问题上，母族的态度往往能够起到关键作用。
弘吉剌部之所以支持铁穆耳，不仅是因为血缘关系，更是因为他们看好铁穆耳的能力和前景。
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部族，弘吉剌部的选择往往是理性的，他们的支持为铁穆耳的继位提供了重要的政治资源。
阔阔真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手腕。
她不仅为铁穆耳争取到了必要的政治支持，还在关键时刻提供了重要的象征性支持。她的表现证明了弘吉剌部女性在蒙古政治中的重要作用。
【八】权力交接的完成
铁穆耳虽然在库里台大会上胜出，但要正式成为皇帝，还需要举行一系列复杂的仪式。
这些仪式不仅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，也体现了蒙古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。
最关键的环节是传国玉玺的授受。
当时的铁穆耳手中并没有玉玺，阔阔真早就准备好了一切，让大臣崔彧在关键时刻献上了传国玉玺。
铁穆耳拿到玉玺后，故意装作不识字的样子，让朝觐的大臣们看玉玺上的文字。大臣们看后纷纷惊呼："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！"
这个环节的设计相当巧妙，既符合了汉文化中皇帝"受命于天"的理念，又通过"不识字"的表演拉近了与蒙古贵族的距离。
在蒙古传统中，过分的汉化往往会引起贵族的反感，铁穆耳的这种表演恰到好处地平衡了两种文化的要求。
最后，由阔阔真亲手将玉玺授予铁穆耳，象征着皇位的正式交接。
这个细节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，表明新皇帝的即位得到了母族的全力支持，也体现了女性在蒙古政治中的重要地位。
铁穆耳即位后，改年号为元贞，正式成为元朝第二位皇帝，蒙古语称为完泽笃汗。
他在即位诏书中明确表示要"遵循世祖遗制"，这既是对忽必烈的致敬，也是对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强调。
在内政方面，铁穆耳主要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。
他停止了忽必烈晚年发动的一些对外战争，特别是对日本、安南等地的军事行动。
这些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，收益却很有限，停止这些军事行动对于元朝的财政状况来说是明智的选择。
元贞元年（1295年），铁穆耳下令停建宫室，这标志着他与忽必烈晚年政策的明显区别。
忽必烈晚年热衷于各种建设项目，但这些项目往往耗费巨大，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。铁穆耳的这个决定体现了他务实的治国理念。
在经济政策上，铁穆耳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措施，特别是对江南地区进行了大幅度的减税。
鉴于江南佃户田租过重，在过去减过十分之三的基础上再减十分之二，且永为定例。同时开放山场、河泊、任民采捕。这些措施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。
大德二年（1298年），铁穆耳下令天下官员体恤民情，减省刑罚，免除灾民差税一至三年不等。
这些政策的实施，让经历了长期战争的百姓得到了喘息的机会，社会秩序逐渐稳定。
在对外关系方面，铁穆耳取得了忽必烈没有完成的重大成就——实现了蒙古四大汗国的统一承认。
大德八年（1303年），察合台汗国、窝阔台汗国、金帐汗国都派遣使者到大都，正式承认元朝皇帝为蒙古帝国的大汗。
这个成就的意义极其重大。
自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以来，蒙古帝国实际上已经分裂为几个独立的汗国。
虽然理论上元朝皇帝是蒙古帝国的大汗，但其他汗国并不承认这个地位。铁穆耳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了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。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海都之乱的平息。
海都是窝阔台汗国的实际统治者，他一直不承认忽必烈的合法性，与元朝进行了长期的军事对抗。
这场冲突持续了几十年，消耗了元朝大量的军事资源。
大德五年（1300年），海都在战争中负伤去世，他的儿子察八儿面临着继续对抗还是寻求和解的选择。
铁穆耳适时地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政策，一方面继续保持军事压力，另一方面也释放出和解的信号。
最终，察八儿选择了与元朝和解。
大德八年，他派遣使者到大都，正式承认铁穆耳的大汗地位。这标志着持续几十年的西北战乱终于结束，蒙古帝国在名义上重新统一。
但是，铁穆耳的统治也有一些问题。
他性格慷慨，经常对贵族宗戚大加赏赐，这虽然赢得了支持，但也导致了国库的空虚。他还大量增设官员，使得政府机构变得臃肿，降低了行政效率。
到了统治后期，由于铁穆耳身体不好，朝政实际上被皇后卜鲁罕和右丞相哈剌哈孙控制。
大德九年（1305年）十月，成宗患病，不能视朝，由皇后伯要真氏执政。朝中大事委于右丞相哈剌答孙。十二月，皇太子病逝。
这种局面导致了贪污腐败现象的蔓延，为后来元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。
成宗后卜鲁罕在大德后期干政多年，与中书省、枢密院里的许多回回大臣深相结纳。因此卜鲁罕打算内而操纵朝议，外而倚重阿难答手中的兵权，临朝称制。
铁穆耳在位十三年，大德十一年（1307年）正月去世，享年四十二岁。
五月，铁穆耳的侄子海山继位。
同年九月，铁穆耳被追谥为钦明广孝皇帝，庙号成宗，蒙古语称完泽笃汗。
铁穆耳的统治虽然只有十三年，但他成功地稳定了局势，解决了一些重大问题，为元朝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他的继位过程也展现了蒙古政治制度的复杂性和实用性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，能力和实力往往比血统和传统更加重要。
从忽必烈传位给铁穆耳这个历史事件可以看出，皇位继承从来不是简单的血缘关系问题，而是涉及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复杂博弈。
铁穆耳能够最终胜出，是多种有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也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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